1.  Uber(優步)10月8日宣布,正式入駐上海自貿區,注冊資金達21億,據稱為了在中國市場的長期穩定發展,公司在中國的投資總額將高達63億,成為上海最大的互聯網公司。

同一天,上海市交委、滴滴快的正式對外宣布,滴滴快的在上海取得王老約租車平臺經營資格許可。這意味著,滴滴專車在上海市將合法,這也是國內首張發給互聯網專車平臺的牌照。

知名媒體人陳sir敏感注意到,Uber本來最早是在廣州起步的,可惜廣州最終成為了“最早查處Uber”的城市,所以他說,“假如今年5月廣州干的事情不是查處Uber,而是批準Uber落地,那么廣州現在就多了一家注冊資本為21億人民幣的互聯網巨頭公司”,“恕我市儈,這錢這投資是我們眼睜睜看著跑掉的”。

客觀來說,Uber選擇上海而沒選擇最先起步的廣州,未必僅僅因為廣州最先查處Uber,對企業而言,這是一個綜合權衡的結果。但是,幾乎肯定,在廣州遭遇打擊,肯定會成為影響最終抉擇的一個因素。

而且,還應該注意到,上海交委頒發給滴滴快的國內首張互聯網專車平臺的牌照,如果聯系起來看,Uber選擇上海不是沒有道理的。與在廣州遭遇打擊相比,看看Uber在上海遭遇什么?

同樣也是在10月8日,上海本地報紙《東方早報》報道,上海破獲首起專車司機刷單案。據報道稱,8月25日普陀公安分局長壽路派出所接到上海奇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報案,報案公司稱其維護運營的“一號專車”軟件用戶賬戶異常,一人同時擔當司機、乘客兩重身份,出現多單司機與乘客賬戶重復的現象,疑遭旗下專車司機以營利為目的惡意刷單,騙取“一號專車”為乘客墊付的資金,以及補貼給司機的獎勵資金。日前,上海警方破案,部分主要涉案人員已被刑事拘留。

這家公司就是Uber。這就是廣州與上海的區別。

2.當然,這樣的比較只有情緒渲染的意義,未必能做出有普遍意義的推論。對Uber而言,全球推廣遭遇的抵制和查處,對他們來說早就是家常便飯,因而他們需要尋找一切合作的機會,隨時捕捉來自官方的善意,說服政府和社會接納它們,只是非常遺憾,在廣州,官家的的一連串行動,這家互聯網專車巨頭感受到的是滿滿的排斥和惡意。

除了遭遇在中國最早的被查處,包括頻繁傳出的“釣魚執法”,乃至于釀成沖突事件甚至群體事件,這些都構成了Uber等互聯網專車企業內心的焦灼,而更為重要的是,廣州交委推出“如約”約租車,以官方身份直接介入市場行為,它所傳遞的政策信號,恐怕最讓企業最為忐忑。

并非是企業本身懼怕競爭。若單純從市場競爭考量,區區不到三千輛的“如約”約租車,對Uber、滴滴快的等專車巨頭不可能構成任何威脅,然而一旦考慮到這位競爭者身兼運動員和裁判員的身份,那么,所有的這些打擊查處行動,就無法不讓人聯想,它未必就僅僅是為了維護市場秩序那么單純。“如約”平臺的技術開發,據說投入不過百萬元,如果聯想起日前廣州體育局斥資350萬元開發“群體通”APP但無人問津的尷尬,投入350萬都是這樣的結局,區區只有一百萬投入的“如約”平臺,未來的市場命運會是如何,不難預見。然而,一旦借助權力保駕護航,局面恐怕將截然不同。

當廣州交委直接介入約租車市場之后,這意味著雙方角色的變化,角色的變化則意味著規則的變化——所謂逆市場化、偽市場化,以及國進民退正源于此,決定進退成敗的,不再是市場的力量,而是權力的能量。

Uber等自然是敢怒不敢言的,當然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廣州不行,還有上海。

3.實際上,上海的舉措,并沒有任何“過激”之處,如果細心留意的話,給滴滴快的發證,并沒有超越之前中央部委所透露出來的關于專車監管意見的框架。

在今年9月10日《經濟參考報》的報道稱,記者從消息人士獲悉,專車監管意見最快將于本月公布,按照透露出來信息顯示,該監管意見承認了私家車參與專車的合法性,這實際上也宣布了互聯網約租車平臺的合法性,盡管規定了資格審核和價格管制。

上海給滴滴快的發證,在一定程度上,更多是搶先“響應”中央部委政策的結果,這一步的確為未來互聯網專車的發展搶得了先機,Uber把中國總部選擇在上海,除了金融、政策配套等因素之外,恐怕多少與此也有關系。

在這里順便說一句,有評論認為上海給專車發證,并不值得慶賀,因為它實際上意味著以互聯網技術建構起來的共享經濟遭到破壞。表面上看,確實是如此,但這是對市場博弈過程簡單化想象而得出來的誤解。對政府而言,它從來就不可能單純如它所宣稱的擁抱互聯網,任何政府都是如此,公共政策的出臺,首要考慮的是利益的平衡。你不能說政府不該如此短視,但現實就是如此,這一點從Uber在全球各地遭遇的抵制就明顯可以看出。對專車而言,它首要解決的是身份的問題,專車監管意見出臺,最大的成果就是政府終于要承認它合法了。至于類似高于出租車50%定價的價格管制的規定,更多是為了安撫出租車行業既得利益團體的情緒,實際上這樣的價格管制最終將形同虛設,缺乏了數量管制的價格管制,在目前的市場力量面前不可能發揮作用,如果擔心價格門檻過高喪失市場競爭力,打折送優惠券甚至免單攬客行不行?

專車在廣州出現不久,我就勸幾位熟悉的出租車司機盡快轉行,但他們最大的顧慮是專車是“非法”的,我當時就跟他們說,Uber能不能在中國市場發展,我不清楚,但是滴滴快的不可能,如果沒有十足的把握,他們不會拿動輒十億的資金來開玩笑。馬云馬化騰目前如日中天,自然佛擋殺佛。他們當然不是神,也許在市場判斷上回出現失誤,但他們不可能看不到政策走向,甚至他們有能力影響政策走向。

而這正是廣州最讓人失望甚至絕望的地方:像上海那樣對待專車,與包容寬容冒進等無涉,它所需要的僅僅是,準確把握中央政策的走向——可是這個曾經以改革創新而自詡的地方,連這樣的能力都喪失了。

4.輿論對此疑惑不解,甚至開始懷疑廣州交委這么做的動機——如同陳sir所質疑的:假如Uber等打車平臺不是搶了早就飽受詬病的傳統出租車的生意,有關部門會那么積極去查處嗎?

Uber沒留在廣州,如前所述未必僅僅因為在廣州遭遇查處,否則的話,我們可能太低估這家“刺頭公司”的公關能力了。然而,輿論的情緒還是集體性爆發,人們慨嘆廣州改革銳氣的喪失,我的朋友宋志標甚至不無憤慨地說,廣州已經不配擁有Uber 滴滴,因為這個城市正在死去。

面對輿論的哀鳴,廣州交委的回應依然不緊不慢,據稱仍然不會對專車松綁,要等上位法。當然單純從回應本身“等上位法”來看,輿論找不到任何破綻,作為一個下級政府,嚴格按照上級權力法規辦事,廣州交委不僅對內可以獲得忠誠服從的美名,對外還可樹立依法行政的公共形象。只是,廣州交委不可能不清楚,廣州曾經獲得所有美譽,甚至中國、廣東所有的成就,都不是“等”來的,它盡管未必都要像安徽小崗村一樣冒著生命危險闖出來的,但是如果沒有改革的進取心,何來有進步?上海比廣州先行一步,總讓人覺得不是滋味,而在這種情況下,廣州交委還說要“等”,除了苦笑,我們還能干什么?

深圳也已經開始研究出臺專車管理辦法了,廣州還要繼續等嗎?

這個局面是奇怪的,在廣州不少官員上任媒體報道的履歷中,“改革干將”、“改革先鋒”等屢被強調,但為何在具體的專車管理上,我們看不到廣州交委有一絲的改革樣子?即便拋開此舉是否一定如輿論所惡意揣測的受既得利益牽絆的嫌疑,確實,等上位法是最保險也是最安全的,即便廣州因此喪失了互聯網專車發展的市場機會——說實話,現在已經喪失了。

我們如何能夠想象,“改革干將”喪失了改革進取心,更如何想象他們主動放棄了曾經是廣州這個千年商埠安身立命的創新、包容精神?

當年,廣州沒有留住在這里創業起家的網易丁磊,有業內人士哀嘆廣州在互聯網經濟方面越來被邊緣化,當然可以理解的是,中國標桿企業的分布,首先還是決定于中國目前的市場-權力格局,企業選擇哪個城市作為總部,未必僅僅是基于市場因素的考量。但現在Uber也跑了,是不是真的還有人說廣州至少還有微信、UC、唯品會等互聯網企業來聊以自慰?在互聯網創業氛圍及政策配套方面,廣州是不是該檢討些什么了?

想想世界500強企業以及各行業的標桿企業,有多少在廣州設立總部?當然,你可以辯解說這與廣州在行政序列及享受的政策待遇不如北京上海甚至深圳等有關,但是既然先天不足的話,如果不奮發進取,那豈不是意味著舉手投降?一旦喪失了改革進取心,喪失了創新包容的城市精神,廣州如何去尋找它經濟活力的邏輯基礎?

缺乏了標桿性企業,意味著高端人才將流失,這個城市將逐漸歸于平庸碌碌無為;經濟活力下降,同時也將意味著政府財稅收入的下降,各行政部門比如類似交委一樣還可以守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守住手中的審批權,日子未必會有多難過,但是,對廣州市政府整體來說,之前背負的地方債務始終是要償還的,目前也開始進入了還貸高峰期,如果經濟搞不上去,沒有收入,拿什么來還債?廣州真有那么多地可賣嗎?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蘇少問廣州

大家都愛搜:互聯網資訊 類類有話說 App推廣 運營經驗 線下推廣 活動推薦 微信營銷 姑婆專題 姑婆圈 ASO校園推廣 地推 ASO100 渠道刷量 校園運營團隊

姑婆那些事兒(www.3377on.com)是互聯網推廣運營知識分享平臺,關注移動推廣(android,ios)運營,網站推廣運營、校園推廣及互聯網領域最新動態 。歡迎關注我們的微信(gupo520),新浪微博(姑婆那些事兒)。

本文由姑婆那些事兒發布,轉載請注明本文出處,并附帶本文鏈接,違者必究。